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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承认与执行判决系列专题之五:中新篇

目前,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各国之间的文化及人员交流日益增多,各个国家或者不同法域之间的判决能否被对方承认与执行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另外在中国高净值人群海外移民和资产境外转移的新趋势下,大量涌现对被执行人境外资产的追偿的新需求,跨境承认与执行判决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虽然各国在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时均比较谨慎,但是该种承认与执行的行为在推进跨境司法合作,节省诉讼资源,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影响深远,一定是未来国际司法协作的新趋势。在本系列的文章中,我们将重点为大家讲述中美、中加、中英、港澳台与大陆、中新、中欧、中澳、中日韩等国家和地区之间对于跨境承认与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境况及趋势。我们将列举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上述跨境承认与执行判决案件的真实案例,概况总结在承认与执行领域的前沿司法观点及理论基础以及目前遇到的难点问题和发展趋势。下面我们将介绍中国与新加坡两国之间在承认与执行对方判决书方面的案例及适用情况。

中国与新加坡司法合作法律基础重要事件

1.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约》)

1958年在纽约通过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中国于1986年8月21日加入,1987年4月22日生效;新加坡于1986年7月21日加入,并将之转化为国内法《仲裁(外国裁决)法修改案》,并于1986年11月19日颁布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加坡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1997年4月28日,中国和新加坡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加坡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协助的范围包括:(一)送达司法文书;(二)调查取证;(三)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四)相互提供缔约双方有关民事和商事的法律及民事和商事诉讼方面司法实践的资料[1]。上述司法协助条约不包括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新加坡共和国最高法院关于承认与执行商事案件金钱判决的指导备忘录》

2018年8月31日,在第二届中新法律和司法圆桌会议上由中国最高院院长和新加坡最高院首席大法官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新加坡共和国最高法院关于承认与执行商事案件金钱判决的指导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

中新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之法律分析

新加坡法院商事判决在中国承认与执行的法律依据

2018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首席大法官、院长周强与新加坡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梅达顺在第二届中新法律和司法圆桌会议上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新加坡共和国最高法院关于承认与执行商事案件金钱判决的指导备忘录》。

虽然备忘录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现阶段难以达成涉及民商事判决承认和执行的双边或多边司法协助条约的情况下,中新两国最高法院以备忘录的形式明确双方相互承认与执行商事金钱判决的先决条件和程序,对于目前中新两国相互申请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和操作上的指导。

依据备忘录及我国相关法律,新加坡法院商事判决在中国法院得到承认与执行的具体要求如下:

一、申请的提出

(一)受理法院

根据备忘录第十二条,申请人必须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启动诉讼程序。

(二)申请文件

根据备忘录第十三条,申请人必须提交申请书以及经新加坡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使、领馆认证的下列文件:

1、经证明的判决书副本;
2、证明判决并非有待上诉或者处于上诉过程中、上诉期限已满且不存在待决延长上诉期限申请的文件,除非判决中对此已予说明;
3、在缺席判决的情况下,证明缺席一方已经合法传唤的文件,除非判决中对此已予说明;
4、证明无诉讼行为能力人已得到适当代理的文件,除非判决中对此已予说明。

上述申请书、判决书和文件如非中文,应当附有经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本。

(三)申请期限

根据备忘录第十五条,中国法院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审查申请承认与执行新加坡法院判决的案件。故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申请承认和执行新加坡法院判决的期间应受二年限制,如当事人仅申请承认而未同时申请执行的,申请执行的期间自人民法院对承认申请作出的裁定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

二、法院的审查

(一)审查依据

备忘录第十五条明确,我国法院按照国内法律的规定,审查申请承认与执行新加坡法院判决的案件。

(二)审查要求

1、必须是终局性和确定性的判决

根据备忘录第七条,向中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的新加坡法院判决必须是终局性和确定性的判决,而且当该判决的终局性和确定性存在争议时,应当根据中国法律确定。有待上诉或者处于上诉过程中的判决不是终局性和确定性的判决。

2、新加坡法院对争议事项必须具有管辖权

根据备忘录第九条,新加坡法院必须是经中国法院根据中国法律裁定对争议事项具有司法管辖权的法院。中国法院判断新加坡法院是否对争议事项有管辖权适用中国法律。

在决定是否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时,管辖权是法院首先遇到的问题。各国立法一般都将原判决国法院对案件具有合格的管辖权作为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先决条件,即承认国在承认或执行外国判决时,首先要审查该外国法院对案件是否拥有管辖权。但在南京高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新加坡高等法院民事判决案裁定书中并没有中国法院对新加坡法院是否有管辖权进行审查的表述,而备忘录正好明确了这一重要条件。

(三)审查形式

备忘录第十一条明确:中国法院对新加坡法院的判决不进行实质性审查。不得以判决存在事实或者法律错误为由对判决提出质疑。

三、保留部分判决类型及不予承认的理由

(一)保留的部分类型判决

根据备忘录第八条,中国法院对以下类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予以保留:

1、将导致直接或间接执行任何涉及外国刑罚、税收或公法的新加坡法院判决。
2、某些类型的新加坡法院判决,包括但不限于:涉及知识产权、不正当竞争、垄断案件的判决。

(二)不予承认与执行的理由

备忘录第十条明确,中国法院在以上各项条件均已满足的情况下,仅可基于有限的理由在中国法院质疑新加坡法院判决,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1、判决违反中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损害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
2、判决系以欺诈手段取得;
3、当事人没有获得有关司法程序的适当通知或者没有获得答辩的合理机会;
4、审判组织成员与案件结果有个人利害关系;
5、无诉讼行为能力的当事人没有得到适当代理;

6、中国法院对于相同当事人之间的同一争议正在进行审理或者已经作出终局性和确定性判决,或者已经承认或执行第三国就此作出的终局性和确定性判决或者仲裁裁决。

四、裁定的作出及程序

(一)裁定的作出

根据《民事诉讼法》,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与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故承认与执行新加坡法院判决,中国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

(二)裁定的生效

人民法院应当将申请书送达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可以陈述意见。人民法院经审查作出的裁定,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中国法院审查作出裁定的期限

中国法院在收到承认和执行新加坡法院判决申请并立案后作出裁定的期限未在公约中明确说明。通过对过往中国法院对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案件进行梳理发现,中国法院从立案到作出裁定的期间约半年到两年不等。

关于我国法院在承认与执行新加坡仲裁裁决申请方面的审查期限,由于我国和新加坡均为《纽约公约》的成员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收费及审查期限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28号)有明确的作出裁定和执行完毕的时限要求:“当事人依照纽约公约第四条规定的条件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决定予以承认和执行的,应在受理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裁定,如无特殊情况,应在裁定后六个月内执行完毕。”

(四)承认与执行程序

备忘录第十六条明确,中国法院对新加坡法院的判决予以承认后如有必要当事人有权申请强制执行。具体的执行程序和执行措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中国法院商事判决在新加坡承认与执行的法律依据

新加坡法院在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书时与英国普通法坚持同样的立场,债权人主张履行判决的金钱给付义务时,该债务的法律义务与诉讼的根本因由相互独立。依据备忘录及新加坡普通法,中国的判决在新加坡获得承认与执行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一、申请的提出

(一)受理法院

根据备忘录第二十四条,判决中的债权人必须向新加坡主管法院提交传讯令状启动诉讼程序,简要说明请求的性质及主张的判决债务金额。

(二)申请文件

根据备忘录第二十五条,传讯令状应附有经证明的判决副本。

如判决中的债务人位于新加坡境外,在不损害第二十八条的情况下,判决中的债权人应当根据《新加坡法庭规则》第11号令的规定,向法庭提出申请,以获准在境外送达传讯令状。申请书应当附有包含以下内容的宣誓陈述书:

1.经证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作出的判决书副本;
2. 提起诉讼旨在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作出的判决的说明(详见 《 新加坡法庭规则 》 第 11 号令第 1 ( m )条规则) ;
3. 判决中的债权人认为其具有充分诉讼理由的说明;
4. 判决中的债务人所在地、所在国或者可能所在之处的说明。

二、法院的审查

(一)审查依据

备忘录第十七条明确,新加坡依据备忘录及其国内普通法进行审查。并无基于互惠关系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机制。在普通法机制下,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判决必须是已生效的终局判决(Final and Conclusive Judgment);(2)根据国际私法的规则,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必须具有国际管辖权;(3)对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方面不存在抗辩(No Defenses);(4)外国判决必须是确定的金额(A Fixed Sum)[2]

(二)审查要求

1、必须是终局性和确定性的判决

根据备忘录第十九条,向新加坡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的中国法院判决必须是终局性和确定性的判决,当该判决的终局性和确定性存在争议时,应当根据中国法律确定。

2、中国法院对争议事项必须具有管辖权

根据备忘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必须是经新加坡法院裁定对争议事项具有司法管辖权的法院。判决针对的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新加坡法院通常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具有所需的司法管辖权:

(1)在起诉之时,身处或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的司法管辖区内;
(2)系诉讼程序中的申请人或反诉人;
(3)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的管辖;
(4)在诉讼程序启动之前 ,约定诉讼事项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管辖。

(三)审查形式

备忘录第二十三条明确:新加坡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的判决不进行实质性审查。不得以判决存在事实或者法律错误为由对判决提出质疑。

三、保留部分判决类型及不予承认的理由

(一)保留的部分类型判决

根据备忘录第二十条,新加坡法院对以下类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予以保留:新加坡法院不承认与执行将导致直接或间接执行任何涉及外国刑罚、税收或公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判决。

(二)不予承认与执行的理由

依据备忘录第二十二条,在新加坡法院,可以基于有限理由质疑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作出的判决。这些理由包括(但不限于) :

(1)判决系以欺诈手段取得的;
(2)判决违反新加坡的公共政策;

(3)新加坡法院认为作出判决的程序与自然正义的原则相抵触 。包括但不限于:① 当事人没有获得有关司法程序的通知或者没有获得陈述意见的合理机会;② 审判组织成员与案件结果有个人利害关系。

四、裁定的作出及程序

(一)裁定的作出

根据备忘录第二十六条,传讯令状送达完成后,如果判决中的债务人未就诉求作出回应,申请人有权根据《新加坡法庭规则》第13号令的规定,获得缺席判决。

(二)裁定的生效

人民法院应当将申请书送达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可以陈述意见,人民法院经审查作出的裁定,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承认与执行程序

备忘录第三十条明确,如果在申请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作出的判决的诉讼中胜诉,判决中的债权人将享有新加坡法院判决的权益。如有必要,判决中的债权人有权根据《新加坡法庭规则》第45号令,通过新加坡法院的程序执行该判决。

中新法院相互承认与执行法院判决之案例评析

新加坡高等法院对中国法院判决首次承认与执行

原告昆山捷安特轻合金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捷安特”)系在苏州注册的一家外商合资企业,经被告上海亚提思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下称“亚提思”)担保,于2003年12月向被告雅柯斯(远东)私人有限公司(下称“雅柯斯”)(系注册于新加坡)购买了两台发电机组,合同约定发电机组产地为英国,后经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鉴定,该发电机原产地为新加坡或土耳其,为此合同各方产生争议。原告于2005年提起诉讼,后原告同意撤诉进行庭外和解,但由于各方未就和解协议达成共识,原告于2008年再次提起诉讼,被告未应诉。2014年1月,新加坡高等法院判决承认和执行苏州中院就昆山捷安特轻合金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雅柯斯(远东)私人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的民事判决。[3]该判决是新加坡法院首个按照普通程序承认和执行中国大陆法院判决的案例。

该案件审理过程中,新加坡法官明确了对外国判决承认和执行的立场,确立了新加坡法院关于承认和执行中国法院判决的基本法律原则。

中国法院承认和执行新加坡法院判决的案例

2016年6月高尔集团向南京中院申请称,其与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因买卖合同产生纠纷,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因纺织工业集团未依约履行和解协议之义务,高尔集团依据约定管辖条款向新加坡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该院判令纺织工业集团偿付高尔集团35万美元及利息、费用。因纺织工业集团及其财产在中国境内,故请求南京中院对新加坡判决予以承认和执行。南京中院认为,由于新加坡高等法院曾对中国法院的民事判决予以执行,根据互惠原则,中国法院可以对符合条件的新加坡法院的民事判决予以承认和执行。2016年12月9日,南京中院裁定承认和执行新加坡高等法院作出的O13号民事判决[4]。

该案的承认和执行,不仅是中国首次承认和执行新加坡商事判决,也成为认定中、新两国之间存在互惠关系的标志性事件,奠定了日后依据互惠原则承认和执行新加坡法院商事判决的基础,这不仅对中新商事判决的相互承认和执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并将有力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之间在民商事判决承认和执行领域的司法合作实践。中新两国以《备忘录》的形式归纳出两国承认与执行彼此商事案件金钱判决的标准和程序,有助于两国日后相互承认与执行判决的司法协助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的合作机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加坡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2条
[2] 王雅菡:基于互惠原则对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研究——以涉“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新加坡高尔集团案为视角,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7年第3期,第24页。转引自Joel LEE Tye Beng, “Conflict of Laws”, SAL Ann. Rev., vol.15, 2014, p.212.
[3] (2016)苏01协外认3号
[4] Giant Light Metal Technology (Kunshan) Co Ltd. V. Aksa Far East Pte Ltd. [2014] SGHC 16

作者介绍

王学刚,大成北京总部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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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依博,大成北京总部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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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萌,大成北京总部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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